《春秋》自古被视为圣人之言，一字之褒贬都有莫大的内涵，即所谓“春秋大义”是也。《春秋》是不是孔子所作，有没有经过早期儒家的删改，字里行间有没有所 谓微言大义，近代争议十分激烈。但是，无论《春秋》原文有没有大义，后世的解经家，尤其是公羊、穀梁和左氏这三传研究家，已经在几千年的诠释活动中赋予了 它许多大义，并切实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。

自从秦始皇以来，中国历代政治是以专制集权为主，劳动人民受到压迫，知识分子受到钳制，只是程度时紧时松而已。但是，作为儒家政治哲学底本的 《春秋》三传，却有不少原始的民本和民主色彩，对国家机器的暴力作出了极多的限制和批判。当专制集权无比强大时，这些思想就被按在水下，甚至像朱元璋删改 《孟子》一样被销毁；当专制集权丧失力量时，这些思想就浮出水面，成为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对抗君主的工具。在这些带有民本和民主色彩的“春秋大义”里，我 认为最发人深省的是这一条：“称人以杀，杀有罪也；称国以杀，杀无罪也。”

众所周知，《春秋》惜墨如金，对于一件事情的当事人往往有不同的称谓，这些称谓可能只有一字两字的差别，却带有浓厚的褒贬色彩。举个例子，假 设齐国国君杀了一个大臣，有三种写法：第一种，“齐侯某某杀其大夫某某”，称呼国君的爵位，这种写法不带有价值判断，是中立的；第二种，“齐人杀其大夫某 某”，这种写法是谴责被杀者，认为他有大罪，人人得而诛之，所以不写国君杀之，而写国人杀之；第三种，“齐杀其大夫某某”，这种写法是同情被杀者、谴责国 君，所以不写国君杀之，直接写国家杀之。

《穀梁传》对以上三种写法的总结是：“称人以杀，杀有罪也；称国以杀，杀无罪也。”虽然都是国君杀的，但有罪之人是人人都欲杀之后快的（这不 符合现代司法程序正义的原则，但道理是不错的），所以就算是国君杀了他，也一定要说成人民杀了他；无罪之人是不该杀的，国君却仍然杀了他，那就是凭借国家 机器的专制暴力杀之，所以一定要说是国家杀了他。

以上价值判断，跟我们现在的逻辑似乎有点冲突。我们一般认为，只有国家机器有资格作出司法裁决，死刑必须以国家的名义作出，就算在危急时刻杀 死作乱者，也必须是国家执政者下令，所以“称国以杀”的，自然是有罪的。而普通人民一般被认为是知识水平不高的、容易受蒙蔽的、容易变成暴民的，无论他们 是去杀一个人，还是去捧一个人，大致都不能算数，必须经过国家的首肯才具备正当性。君不见我们今天的新闻报道，经常把“不明真相的广大群众”和“别有用心 的一小撮人”并列吗？“称人以杀”怎么变成了杀有罪呢？

问题在于，古代儒家并不认为国家的判断一定比人民准确，也不认为人民是愚昧堕落的。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，天聪明自我民聪明”，这话 早在秦始皇诞生之前八百年就有了；“邦域千里，维民所止”，说明国家是因为人民而设立的；“国之将兴，听于民；国之将亡，听于神”，有力地反驳了专制君主 神道设教、愚弄人民的把戏；更不要说孟夫子的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……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，虽然算不上民主，至少可以算民主的先声，可惜在漫长的 专制统治中，都被皇帝及其官僚机构给抹杀了，我们听起来反而像是西洋传来的政治哲学。

孟夫子还有一句名言，可以作为“称人以杀”和“称国以杀”的注脚：“左右皆曰可杀，勿听；诸大夫皆曰可杀，勿听；国人皆曰可杀，然后察之。见 可杀焉，然后杀之。故曰国人杀之也。”意思就是说，左右亲信说一个人该杀，不能听；大臣们都说一个人该杀，也不能听；一国的人民（注：“国人”本来是城市 居民的意思，不包括农民，这是古代的城乡歧视）都说这个人该杀，国君再去仔细考察，如果发现真的该杀，就杀掉他。所以说这个人不是国君杀的，而是人民杀 的。

反过来看，如果一国的人民不觉得这个人该杀，甚至觉得这个人有功，国君却还是力排众议杀了他，那该怎么说呢？杀这个人的罪名，显然不能落到国 人头上，而应该落在国家的头上，因为这是国家暴力肆无忌惮践踏个人的铁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民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。“称国以杀，杀无罪也”，说明古代儒家 对国家机器滥用权力是非常警惕的，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：如果有无罪的人被杀，那肯定是国家机器杀的，你们可要擦亮眼睛啊！

仔细品读《春秋》三传，最大的发现是：谁说中国古代没有自由、没有民主、没有人权呢？至少在秦统一之前，这些思想的萌芽在中国是茁壮成长着 的，秦始皇焚书坑儒毁了一次，汉高祖用狱吏治国毁了一次，然后历代君主都不停地打着儒家旗号镇压儒家正统，把自己那一套肮脏不堪的私货说成是中国传统文 化。结果，今天的人们都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暴君、宦官、太后、太子和狱吏的文化，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帝王家谱，真是可悲可叹啊！